印刷術與宋代知識發展方式的轉型

什么是正反版、左右輪和天地輪?

正反版:一張單張卡有AB兩面，A和B各分開排一塊版為正反版;

左右輪: A左B右共排一塊版為左右輪;

天地輪:A上B下共排一塊版的天地輪;

或者:

1正反版是說兩副版子，一副都是正面，反之....

2.左右輪也叫自翻版，一副版子，紙張左右翻。

3.天地輪，紙張上下作咬口，一正一反上下排，頭對頭或者腳對腳。

習慣說法，如果在拼版上就是正反印、自翻身、滾翻身的區別。

拼版與合開

我們在工作中不會總是做16K、8K 等等正規開數的印刷品，特別是包裝盒、小卡片(合格證)等常常是不合開的，這時候就需要我們在拼版的時候注意盡可能把成品放在合適的紙張開度范圍內，以節約成本。

一、問題的提出

　　雖然學術界對于中國古代雕版印刷術發明的時間存在爭議①，但對雕版印刷術在宋代的普及則基本形成了共識。自古以來對于雕版印刷術的優點就有著明確的認識，如明代的胡應麟就認為：“至唐末宋初，鈔錄一變而為印摹，卷軸一變而為書冊。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四善具焉?！雹诙癜嬗∷⑿g產生的影響，尤其是對中國古代文化的影響，自近代以來就有學者加以論述，典型的如內藤湖南所說：“印刷技術的發展對弘揚文化是個巨大推動，隨之出現了學問的民眾化傾向”③；又如錢存訓在李約瑟編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第一分冊“紙和印刷”中，同樣強調了印刷術擴大了文化傳播的范圍，拓展了能接觸到“知識”的群體，并將其與科舉考試等領域的變革聯系起來。④這些觀點也基本為后來的學者所接受，從強調的重點來看，這一觀點論述的主要是印刷術的發明使得信息、知識的大規模復制成為可能，由此擴大了文化傳播的范圍。以內藤湖南為代表的學者還將這種知識流傳范圍的擴展，尤其是在普通民眾中的流傳作為引發“唐宋變革”的原因之一。這種論述大都基于統計資料，也有著史實的基礎，基本是成立的。

　　基于上述認識，一些研究者將印刷術造成的文化傳播范圍擴展產生的影響回歸到“知識”本身，認為流傳范圍的擴展造成了知識本身的演變，如蘇勇強認為書籍刊刻的發達推動了古文運動的形成⑤；張高評、張錦輝等關于雕版印刷對宋代詩歌流派形成影響的研究以及對“詩分唐宋”的論述。⑥這些觀點總體而言應當是正確的，同時，中外學術界關于印刷術與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之間的聯系存在著一定的共識，且對某些專門門類的知識與印刷術的關系也進行過較為深入的討論，如印刷術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地圖發展之間的關系。⑦可能正是基于這種“常識性”的認識，目前學術界對宋代印刷術與某類具體知識的發展關系研究，主要的論證方式就是：印刷術造成了著作(知識)傳播范圍的擴展，由此造成了知識的發展或者變革。這種論證方式在邏輯上顯然是存在缺陷的，即著作傳播范圍的擴展與知識的發展或者變革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線性聯系：其一，在印刷術發明之前，也存在知識的擴展，那么印刷術發明之后，這種知識傳播范圍的擴展與之前相比存在哪些質的差異？以往這方面的研究多注重對印刷術發明之后知識傳播范圍擴展的展現，缺乏與之前的對比。其二，知識傳播范圍的擴展如何造成了知識的發展和變革，這種影響是如何具體展現出來的？以往這方面的研究缺乏具體事例、具體知識層面上的論證，似乎是基于先入為主的認識而將兩者聯系在一起，結論缺乏說服力。⑧

　　此外，以往研究所強調的印刷術擴大了知識傳播范圍，只是看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并不全面。眾所周知，一代人積累的知識是無法直接、完整的傳遞給下一代的。從古至今，世代之間傳遞知識的唯一手段就是下一代人的重新學習，由此下一代人獲取知識的可能性就成為知識傳承的關鍵，而知識傳承又影響到了知識的累積，知識的累積進而又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新知識產生的速度。在抄本和繪本時代，復制知識的低效率決定了知識流傳范圍的有限性和很容易受到徹底的破壞，因此某類知識的長期傳承是比較困難的，由此使得知識的積累也是緩慢和脆弱的，進而使得建立在知識積累基礎上新知識的產生也極為緩慢。印刷術的產生擴大了知識傳播的范圍，并且增大了知識保存的可能性。但以往關于印刷術對知識的影響研究中，主要強調的是印刷術擴大了知識傳播的范圍，而對于增大了知識保存和積累的可能性基本沒有提及，有所提及，也只是一筆帶過，缺乏具體的論述。如錢存訓在李約瑟編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到：“到了宋代，印刷的大規模生產、發行和使得文字永存的力量引起了經學的復興，也改變了治學和寫作的方式?！雹嶂R的保存和積累對新知識的產生，也就是知識創新的影響，對于人類知識的演進是更為重要的，因為即使知識流傳范圍擴展，如果無法傳遞到下一代，那么也就難以產生新知識，即使產生了新知識，如果這種新知識不能保存下來，那么這樣的新知識對于人類知識的演進也是無用的。

　　總體而言，以往的研究雖然認識到了印刷術對于宋代“知識”發展和變革所產生的影響，但似乎只是基于這一認識建立了“傳播”與知識“發展和變革”事實之間的聯系，缺乏深入和具體例證層面的分析。以具體例證入手，從知識積累、傳播的角度，具體分析印刷術對于宋代及其之后“知識”發展和變革方面產生的影響就顯得尤為重要?，F存中國古代的全國總圖都是宋代之后的，且本人已經對其進行過較為全面的搜集，并對其發展脈絡進行了細致的梳理，以下即以全國總圖為例對這一問題進行闡釋。

二、印刷術對宋代及其之后全國總圖發展的影響

在對這一問題進行分析之前，首先要考慮唐代及其之前，也就是印刷術普遍使用之前全國總圖的流傳情況。雖然在唐代及其之前出現過一些著名的全國總圖，如裴秀的《禹貢地域圖》、賈躭的《海內華夷圖》，但這些地圖都沒有流傳下來，文獻中也缺乏它們流傳情況的記載，因而對唐代之前全國總圖的流傳情況進行直接分析是不太可能的，基于零散的資料得出的結論也缺乏說服力。以下試圖從宋代及其之后的地圖入手，基于中國古代地圖繪制的特點來對這一問題進行分析。

中國古代存在晚出地圖改繪早期地圖的傳統，不過這種改繪通常并不徹底，大都只是修改地圖改繪者感興趣或者主要關注的內容，不會將早期地圖上的所有地理要素，尤其是行政區劃名稱全部修改，由此在改繪后的地圖上往往留下一些早期的地名，如從宋代流傳至清代的“十五國風”主題系列地圖⑩。

現存全國總圖中，能追溯到的最早行政區劃名是宋代的。少有的例外就是《禹跡圖》，“圖中京西南路和北路，京東東路和西路，河北東路和西路，河東路，永興軍路，秦鳳路，淮南東路和西路，兩浙路，江南東路和西路，成都府路，利州路，福建路等所標注的均為宋代的府、州，即圖幅上額附注的‘今州郡名’。而荊湖南路和北路，梓州路，夔州路，廣南東路和西路等，唐、宋地名混合使用，域外地區幾乎全部使用唐代州郡和山水地名?！?11)自清人畢沅以來，很多學者認為該圖是基于唐代賈躭的《海內華夷圖》繪制的(12)。辛德勇否定了這一觀點，并認為另一幅宋代地圖《華夷圖》是基于唐代賈躭的《海內華夷圖》繪制的。(13)實際上這一觀點也為之前的曹婉如等學者所持有(14)，只是主要依據的是該圖圖記注中提到“其四方蕃夷之地，唐賈魏公圖所載凡數百余國，今取(列)其著聞者”，以及圖中黃河下游河道的走勢為宋代仁宗慶歷八年之前的狀況。但上述認識存在如下問題：《華夷圖》中的圖記只是陳述在繪制周邊“四方蕃夷之地”時參考了賈躭的地圖。即使曹婉如的推斷是正確的，但是從圖中內容來看，圖幅四周的文字注記大部分應當是宋人所寫的(15)，圖中的行政建置都是宋代的，某些河道描繪的也是宋代的情況，最為典型的就是東京(開封)附近的河道，其東南向的兩支是宋代開鑿的惠民河和金水河，在唐代是沒有的。因此，《華夷圖》即使以賈躭的《海內華夷圖》為底圖，采用也只有地圖輪廓和部分河道的走勢。此外，就內容而言，《華夷圖》很可能是改繪自《歷代地理指掌圖》某一版本的《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16)，而根據分析《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可能是以《歷代地理指掌圖》中“太宗一統之圖”，即一幅北宋時期的地圖為底圖繪制的。(17)因此，《華夷圖》很可能與賈躭的《海內華夷圖》之間沒有直接的關系，即使存在聯系，關系也并不密切。

不僅現存中國古代全國總圖中基本沒有宋代之前的地名，而且在宋代之后古籍中長期留存、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全國總圖，繪制時間基本只能追溯到宋代，要不就是圖面上找不到宋代之前的地理要素信息，如上面提到的“十五國風”系列地圖；要不就是明確是宋代繪制的，如著名的《歷代地理指掌圖》。

從上述分析來看，即使存在《華夷圖》這樣的例外，但可以明確宋代及其之后的全國總圖幾乎沒有受到唐代地圖的影響，甚至可以進一步推論，宋代已經基本難以看到唐代的全國總圖。當然這里論述的是唐代地圖的留存情況，雖然留存與傳播之間存在差異，但是如果我們承認在抄本和繪本時代，地圖的流傳范圍與地圖的留存幾率之間存在較大相關性的話，那么也就說明唐代全國總圖的流傳范圍也是非常有限的。而且，這一推論也應當可以適用于唐代之前，即在唐代及其之前繪制的全國總圖的流傳范圍應當很小，留存到后世的幾率也不大，因此雖然可能也存在某些全國總圖的傳承，但應當是極其有限的，并且難以長期延續。由此造成的結果就是，唐代及其之前的地圖幾乎沒有對后世產生影響，即地圖所承載的知識難以在后世流傳，而后世也難以基于這些知識進行創新，由此知識的演進是緩慢和不成體系的。

宋代及其之后，這種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以往對于宋代全國總圖的研究，大都集中于石刻地圖以及歷史地圖集《歷代地圖指掌圖》，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保存至今的宋代古籍中還存在大量的全國總圖，如在現存的五部宋代著作，《十七史詳節》《陸狀元增節音注精議資治通鑒》《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箋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中存在一系列輪廓和繪制方法非常近似的歷史地圖，這些歷史地圖所表現的時間上至五帝下至五代，可能出自同一套原本已經散佚的歷史地圖集。(18)這種情況與沒有任何地圖保存至今的唐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不僅如此，這些全國總圖中的很大一部分，被后世書籍廣泛引用。如“十五國風地理圖”成于宋，此后在與《詩經》有關的著作中長期延續直至清代(19)。更為典型的就是《歷代地理指掌圖》中一些與《禹貢》和《春秋》有關的地圖，被大量經部著作引用。如引用了《歷代地理指掌圖》“禹跡圖”的古籍約有9種，具體又可以分為三種情況：

第一類是對《歷代地圖指掌圖》“禹跡圖”的直接復制，屬于這一類的地圖有《三才圖會》“禹跡圖”、《修攘通考》“禹跡圖”。此外，《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歷代輿圖”和《纂圖增新群書類要事林廣記》“歷代輿地之圖”，除左上角的長城等少數地理要素細節外，圖面中的絕大部分內容與《歷代地圖指掌圖》“禹跡圖”基本一致。

第二類包括《六經圖》“禹貢九州疆界之圖”、《六經圖碑》“禹貢九州疆界圖”、《七經圖》“禹貢九州疆界之圖”以及《八編類纂》“禹貢九州疆界之圖”四幅，以《歷代地圖指掌圖》“禹跡圖”為基礎，對其中的地理要素進行了大幅度的精簡，如去掉了長城、大量的河流、一些上古都城的名稱。此外，除《六經圖碑》之外，其他三幅地圖中的海南島都與陸地連接為一體。不過，地圖上的主要地名依然被沿用，地圖左上部分近似于長方形的邊界輪廓可以看成是《歷代地圖指掌圖》“禹跡圖”左側南北向繪制的黃河與地圖邊框的變形。需要注意的是，地圖內容也做了較大改動，如將大致相當于今天廣東和廣西兩省的地域定為“南越”，并將其排除在了《歷代地圖指掌圖》“禹跡圖”的“九州”之外，體現了這些古籍的作者對“禹跡圖”所承載知識的改造。

第三類只有《帝王經世圖譜》“禹跡九州之圖”一幅，可以看成是第二類地圖的進一步簡化，去掉了所有的河流和水體，但將河流的名稱都保留了下來。將大致相當于今天廣東和廣西兩省的地域排除在“九州”之外，可以看出其與第二類地圖的直接繼承關系。

以《歷代地理指掌圖》“春秋列國之圖”為祖本，收錄在古籍中的地圖共有15幅，這些地圖所繪內容基本相同，主要差異在于地圖左上角的一系列河流和右上角“遼水”的表現形式，左上角的長城是否表現為一個整體，以及右下角“閩越”與“南越”之間是否繪制有界線?；谶@些差異，這15幅地圖大致可以分為5類：

第一類，《修攘通考》“春秋列國之圖”，與《歷代地理指掌圖》“春秋列國之圖”完全一致。

第二類，《八編類纂》“春秋諸國地理圖”、《七經圖》“春秋諸國地理圖”和《六經圖》“春秋諸國地理圖”，與第一類地圖的主要差別在于沒有繪制“閩越”與“南越”之間的界線。

第三類，《春秋四家五傳平文》“東坡指掌春秋圖”“西周以上地圖”、《八編類纂》“春秋列國圖”、《圖書編》“春秋列國圖”、《武備地利》“春秋列國圖”以及《左氏兵法測要》“春秋列國圖”，與第一類地圖的主要差別在于地圖左上角的河流被表現為一系列相互連接的半月形，右上角的“遼水”被表現為一個線條，左上角的長城被表現為一個整體，但右下角“閩越”與“南越”之間的邊界保留了下來，因此其應當是直接繼承于第一類地圖。

第四類，只有《三才圖會》“春秋列國之圖”，與第三類的差異在于刪除了左上角“山戎”以東的部分，該圖應當是以第三類地圖為基礎改繪的。

第五類，《廣輿考》“東坡指掌春秋列國圖”、《春秋大全》“春秋大全列國圖”和《春秋左傳評苑》“東坡指掌春秋列國圖”，與第三類地圖基本一致，唯一的差異就是沒有表現右下角“閩越”與“南越”之間的界線(在《春秋大全》“春秋大全列國圖”中這一邊界只表現了南段的小部分)，這類地圖應當是以第三類地圖為基礎改繪的。

隨著印刷術的日益普及，明代的情況更具有代表性。明代的三幅全國總圖，即《廣輿圖》“輿地總圖”、《廣輿圖敘》“大明一統圖”和《大明一統志》“大明一統之圖”出現之后，被大量書籍引用、改繪，其中《廣輿圖》“輿地總圖”出現于明末的至少20部著作中；桂萼《廣輿圖敘》中的“大明一統圖”出現在明代至少16部著作(地圖)中；《大明一統志》的“大明一統之圖”也出現在了明代6部著作中。此外，《廣輿圖》中的“九邊總圖”也出現于至少26部著作中。

上述情況只是表現了宋代之后印刷古籍中全國總圖的廣泛傳播和長期留存，但正如前文所述，對于知識的演進而言，更為重要的是在知識長期留存基礎上新知識的創造。下面以《廣輿圖》為例進行說明。

如上所述，《廣輿圖》“輿地總圖”被后世大量書籍所抄錄，但除了簡單的抄錄之外，也存在以其為基礎，基于抄錄者的認識而對內容的刪減、增補，從而形成新地圖的現象，根據改繪方式，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對地圖的正方向逆時針轉動了90°，以東為上，這類地圖有三幅，即《籌海圖編》“輿地全圖”、《海防纂要》“輿地全圖”和《武備志》“輿地總圖”。這些地圖中還增加了日本、琉球、小琉球、暹羅和占城等新的內容。從成書時間來看，《籌海圖編》應當是這一系列地圖的鼻祖。

第二類是對原圖簡化的基礎上增加了新內容。如《一統路程圖記》中的三幅地圖“北京至十三省各邊路圖”“南京至十三省各邊路圖”和“輿地總圖”，對《廣輿圖》“輿地總圖”進行了大量簡化，基本只保留了海岸線的輪廓以及長江和黃河，但增加了《一統路程圖記》的作者所關注的與道路有關的內容?！断臅碡晱V覽》“禹貢廣輿總圖”，同樣只保留了“輿地總圖”的海岸線輪廓和重要河流，但標注了符合“禹貢廣輿總圖”主題的“九州”?！兜乩泶笕贰爸袊蟾缮剿倛D”，在保留海岸線輪廓和重要河流的基礎上，在海中增加了日本等內容，在地圖西側增加了一些山脈的圖形和“黑水”，并標注了中國的“三大干”?！度质骂愓肌贰爸輫忠皥D”，在保留海岸線輪廓和重要河流的基礎上，添加了與“州國分野圖”主題有關的分野內容?！秷D書編》“歷代國都圖”保留了《廣輿圖》“輿地總圖”中標志性的貫穿地圖北側的沙漠，沙漠以北的兩個圓形湖泊沒有使用圓形表示，但保留了湖泊名稱，同時去除了除黃河之外的所有河流，黃河河源繪制的比較夸張，地名也大為簡化，同時增繪了符合“歷代國都圖”主題的一些古代都城?！队碡暪沤窈献ⅰ贰坝碡暰胖菖c今省直離合圖”“九州分野”，雖然精簡了《廣輿圖》“輿地總圖”中的河流和山脈，但增加了“九州”的內容，并且粗略繪制出了大部分府級政區之間的界線。

如果以上這些地圖只是對《廣輿圖》“輿地總圖”的少量修訂、增補的話，那么明末清初以《廣輿圖》“輿地總圖”為底圖繪制的三套歷史地圖集，則是更具有創新性的“新知識”創造。明崇禎十六年(1643年)沈定之、吳國輔編繪《今古輿地圖》，包括58幅輿圖，采用“今墨古朱”的表示方法。這一圖集雖然是參照《歷代地理指掌圖》的體例編繪的，有些圖說也抄自《歷代地理指掌圖》，一些圖名也直接沿用了《歷代地理指掌圖》，但所有地圖都是以《廣輿圖》“輿地總圖”為基礎繪制，更為重要的是，作為歷史地圖集，其所繪的歷史內容并不是抄錄《歷代地理指掌圖》，而是來源于作者自己的認識和創造。此外，雖然圖集的所有地圖中都繪制有長城，但與萬歷本《廣輿圖》的“輿地總圖”所繪長城并不一致，而是向西延伸到了肅州，有可能是其作者自行添加的?？傮w而言，雖然這套歷史地圖集可能在某些方面參考了《歷代地理指掌圖》和其他著作，但可以認為整套圖集應當是作者基于自己的認知，以《廣輿圖》“輿地總圖”為底圖所創造的“新知識”。

類似的還有明末王光魯《閱史約書》，有《地圖》1卷，35幅，同樣以《廣輿圖》“輿地總圖”為底圖繪制。成書于明末清初朱約淳的《閱史津逮》，附有大量地圖，屬于歷史地圖的有21幅，從圖中黃河與長城的形狀和長城東至鴨綠江來看，使用的底圖應當是萬歷版《廣輿圖》的“輿地總圖”。

就整部著作而言，由于以印刷的形式傳播，《廣輿圖》在流傳中被一些學者獲得，并進行修訂、增補，形成了不同的版本，而且其中一些版本并不是在初刻本基本上形成的，而是在之后的某一刻印本基礎上形成的，這充分說明了印刷術在知識的保存、流傳和新知識形成中所發揮的作用?！稄V輿圖》現存七種版本在知識上的增補和版本之間的傳承關系，可參見下頁表格。(20)

而且明代后期出現了很多以《廣輿圖》為基礎，通過增補大量相關知識和作者自己的認識而形成的著作，最明顯的莫過于明萬歷年間(1573-1619年)汪作舟的《廣輿考》?！稄V輿考》編次和輿圖的形式與《廣輿圖》基本一致，但在考述部分增加了大量的文字。類似的還有明末吳學儼、朱紹本、朱國達、朱國干等人編制的《地圖綜要》、明崇禎年間(1628-1644年)陳組綬的《皇明職方地圖》以及潘光祖的《匯輯輿圖備考全書》等。

《廣輿圖》的流傳還帶來了西方人關于亞洲東部沿海的新認識。在《廣輿圖》流傳到歐洲之前，西方人印制的世界地圖或東亞地圖對中國沿海的描繪既粗略又失實，通常把中國的海岸線繪制成近乎南北的直線，內陸所有的河流皆相互連通，與現實相差甚遠。直到利瑪竇(Matteo Ricci)、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衛匡國(Martino Martini)等人仿照《廣輿圖》摹繪的西文中國地圖相繼在歐洲印制出版以后，西方人對亞洲東部沿海和中國內地的地貌才有了準確的認識，西方人繪制的東亞或中國地圖也才逐漸與地理真實相符。(21)

綜上而言，可以看到《廣輿圖》初刻本印行之后，就廣為流傳，再加上優秀的內容，很快就被翻刻、增補，甚至被再次增補、翻刻，而這些翻刻、增補也大都采用的是刻本形式。因此，可以認為正是印刷術造就了《廣輿圖》的留存、傳播以及在知識上的積累和創新。